197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下了新建首都机场航站楼内壁画和装饰画的设计任务，其中有一幅特别的壁画主题是关于西双版纳的风光。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上级领导联系到在工艺美术学院担任讲师的丁绍光和袁运生，要求两位各自创作一幅作品，最后选出一幅来使用。丁绍光虽然是袁运生的前辈，但他对袁运生的艺术才华非常敬佩。在一次私下交流中，丁绍光坦言：“西双版纳的这幅画只能有一幅。”他假装没有时间作画，实际上是为了让这次成名机会留给袁运生。
袁运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和构思，最终决定以傣族传统的泼水节作为画作的主题。这幅壁画意在展现傣族人民对于自由、幸福以及美好未来的追求和渴望。初看，这个主题本身并无问题，但后来袁运生在创作过程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在画作中加入了三位沐浴的女性形象。画作的尺寸庞大，达到了惊人的27米×3.4米，而那三位年轻女性的身体比例几乎和真人无异，画面看起来极为惹眼。
袁运生明白，这样的创作方式肯定会引发争议，甚至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为了追求个人艺术上的理想，他依然选择了冒险。他专注地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亲手将三个女性的形象画了进去，尽量避免牵连到他人。在他完成这项工作后，其他人才注意到这一变化。在上级审查时，袁运生一度在三个女性的胸部画了一条黑线，试图将其遮掩，看起来像是给她们穿上了裙子。然而，审查结束后，他悄悄地把黑线擦掉，恢复了最初的模样。
这一下，问题暴露出来了。一些内部人员认为，这样的作品绝对不应该展示在公众场合，认为这有损风化，甚至有人建议至少应该让这些女性“穿上短裤”。当时的社会风气较为保守，特别是首都机场既接待国内乘客，也会迎接大量外国游客。如此一幅作品直接展示给来往的内外宾客，是否过于大胆，令人担忧。
在这段时间里，机场主管部门承受了很大压力。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专门找到了袁运生，要求他对画作做出修改。然而，袁运生坚决拒绝了。在这场对话中，他还提到了世界艺术史中的经典案例，举出了米开朗基罗在为罗马教会创作《末日审判》时，人物全是裸体，虽然教会强烈要求修改，米开朗基罗却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这段历史几百年来一直成为全球艺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王任重一时语塞，无法反驳。
王任重是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曾长期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等职务，权威极高。袁运生在面对这样的大领导时的态度显得相当坚决。1979年9月26日，首都机场航站楼正式竣工，但由于画作问题，壁画的揭幕一再推迟，直到最终引发了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李瑞环的关注。
李瑞环并没有急于下结论，相反，他认为袁运生的大胆尝试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李瑞环的沉默实际上是保护了袁运生，使得画作得以继续保留。事实上，几个月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意味着思想上的改革也应同步推进。如果因为一幅人体画作而引发一场风波，未免显得改革步伐过慢，甚至可能影响社会改革的整体进程。
1979年10月，邓小平和李先念等领导人到首都机场参观。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现代化的设备需要高水平的人才来管理。”随后，他们参观了航站楼。当他们走到被遮挡的《泼水节》壁画前时，李瑞环及时汇报了画作的争议，询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非常开明地表示：“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觉得可以。”李先念也表示支持，称：“有些人就是见多识广。”邓小平还幽默地补充道：“这样的壁画要多印，卖给外国人。”这一番话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画作得以顺利公开。
邓小平的这番坚定表态，对国家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勇气有着重要象征意义。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日本的评论家桑原住雄在参观完壁画后，专门写文章称：“这让我感受到，比我在日本想象中更加强烈的生命力。”后来，著名爱国港商霍英东也表示：“每次去北京，我都会先看看这幅画，如果它还在，我就放心了。”
事实证明，李瑞环的敏锐洞察力是非常准确的。如果当时他没有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这幅壁画可能会被彻底撤掉，国家也将失去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而此时有个小插曲，为了表达对李瑞环工作的敬意和感激，机场航站楼的绘画团队决定将吴冠中先生创作的《北国风光》画稿，以集体名义赠送给李瑞环，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