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聪明，为什么现代科学却起源于西方？

现代科学革命的起源与中国人是否聪明并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得以发展和推动的。

追溯到300万年前，人类开始掌握石器和长矛的使用。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血腥兼并后，到大约5万年前，智人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唯一存留下来的物种。创造了古代文明的那些人种与现代人种的差异，大约只有4万年的时间。

进入公元前4000年，青铜时代的开启，伴随着国家的崛起，背后则是掠夺与奴役的残酷现实。3000年前，铁器时代的到来，中华大地上长时间的铁血战争使得中国在随后的千年里，无论在科技、军事，还是经济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尽管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科技略有发展，整体上并未取得显著进步。这个阶段为后来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例如火药、航海技术和纺织技术等。

在这1000多年的历史里，中国也经历了多次动乱，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然而，整体上这些动乱大多源自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冲击。

首先，战马与铁器的高度匹配，限制了军事的现代化进程。其次，若战败，农耕社会的土地和财富会被游牧民族掠夺；而若胜利，农耕社会也无法从游牧民族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简而言之，无论胜败，战争几乎不会增加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反而常常是减少。明朝中期及清朝后期，人口已达近两亿及四亿，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得益于美洲引入的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农作物。

至于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实质上是在人口压力与西方技术的影响下产生的。没有外部的巨大压力与生产资料的涌入，很难激发真正的工业革命。

对比西方，我们看到，在15世纪中期之前的黑暗时代，欧洲人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遥不可及、富庶强大的帝国。事实上，欧洲人在中世纪的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多属于规模较小的冲突，无法带来军事力量上的重大突破。然而，两项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造船术与火药。

这些技术在元朝时期传入欧洲，并在随后得到了不断的改进与发展。明朝的造船术和火器技术在当时甚至领先于欧洲，尤其是在明朝成立时进行的鄱阳湖水战，双方的兵力数十万，堪称古代海战的巅峰之作。宋朝长期割据南方的船舶技术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虽然明朝的造船技术和火器一度领先，但它们并未得到持续的发展，且最终未能转化为对外扩张的力量。

明朝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下，没有形成对外掠夺的动力。中国的物产丰饶，使得中原和江南地区能够维持长久的富足与自给。这也是为何明朝不曾像西方国家那样展开大规模的掠夺行为。反之，游牧民族常年威胁边疆，而欧洲则长期处于割据和小规模战争的状态，生产力有限，起初也未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然而，随着造船术和火药的传播，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大船使得远距离航海成为可能，而海战中火器的优势逐渐显现。到了15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掌握了现代航海技术，开启了海上掠夺的时代。整个欧洲因此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战争促使了火器技术的进步，大量的奴隶贸易更是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促进了资本的积累。这一切为西方国家的国力增长提供了基础，而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早期的手工业也逐渐向机械化过渡。

国力的提升也带来了分配不均的社会矛盾，这促使新兴资产阶级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文艺复兴的崛起，其实就是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社会变革。站在现代的角度看，西方曾经的科技革命，正是在这种不断的竞争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

西方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竞争，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代中国未能诞生类似牛顿的伟大科学家。可以说，如果战国时期中国的大一统成为了墨家掌权的局面，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历史发展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然而，墨家的局限性也注定了其无法掌权国家，这成为了一个死结。

两千多年前，东西方的古代哲学家并无太大的区别。若没有大航海的变革，西方的先哲也未必能拥有今天的地位。回顾历史，任何伟大的后代都会给自己先贤赋予伟大的意义。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西方资产阶级通过技术革命掌握了权力，社会的战争也逐渐转向经济战争，军事战争则为其提供了保障。第二次工业革命，本质上是经济战争中各国利益追逐的结果，而社会的大发展也紧密地与战争息息相关。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战争促进了金属材料、通讯技术、航天技术、电子革命、新材料等的突破。可以说，没有持续的冲突与战争，就没有现代科学的发展。

在西方经历一波又一波科技革命时，中国的明清时期，内部缺乏这样的社会冲突压力。清朝推翻后，虽然民国时期局势混乱，但其内部的尖锐冲突和战争，也为中国从农业社会向早期工业社会的过渡铺垫了道路。建国后的中国，面对的无论是与美国的边境战争，还是冷战期间的全球竞争，都为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赶超西方两百年的工业进程提供了必要条件。

如今中国在许多现代技术领域的飞速进步，都源于经济战争、技术战和资源战争的推动。不论是手机、芯片、计算机、高铁、航空航天、汽车、卫星还是医药科技，都在外部压力下蓬勃发展。

战争，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竞争关系的体现。适当的竞争对于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但当竞争达到极限时，它可能反而会阻碍社会进步。事实上，所谓的共赢，也是在竞争的框架内达成的。竞争带来的生产力增长，如果分配不均，依然会引发新的冲突。

从中世纪起，西方社会通过内外的高度竞争，逐步实现了科技与社会的飞跃。通过掠夺与技术革新，西方的“盘子”越做越大。而从科技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正向发展已有三百多年，并且，像牛顿这样的天才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诞生。

所以，若问为什么中国在那个时代未能诞生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等同于问为什么明朝内阁没有出现像巴菲特一样的财富巨头。我们不必因此而自卑，认为中国在近代科技革命的起步上有所缺失。人类的社会发展是动态的，东西方的科技进步亦是如此。单凭现在的科技、经济、军事状况，就去判断一个民族的优劣，显然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