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基离婚，仅愿每月支付8000元赡养费，“无赖”行为遭全网谴责

郑中基2010年与阿Sa蔡卓妍宣布离婚后，与余思敏在2011年奉女成婚，结婚13年后，郑中基本月现身家事法庭，疑为离婚事宜及子女抚养权循法律途径解决。有TVB记者问他情况，他第一反应是：“你们怎么知道？”

4月22日，港媒报道二人离婚内幕，郑中基为了争夺儿女抚养权，赡养费每月仅愿付8000元。余思敏觉得出手太低，根本不够支付小朋友的学费、兴趣班与日常开支，于是闹上法庭。

现年51岁的郑中基，出身富裕家庭，父亲郑东汉是唱片业界前高层，他也有“太子基”之称，现居老牌豪宅阳明山庄，加上在音乐、电影圈都有超凡成绩，为何只愿每月给8000元赡养费呢？

有媒体咨询了香港大律师的意见，提到郑中基现身家事法庭，一定是与婚姻上的纷争有关，没谈好数。反之若双方早已就离婚达成共识，没有争论，则可豁免出席家事法庭的需要性。

讲到法庭对于赡养费判决，一般是给有需要的一方；至于法庭通常有什么考虑因素，除了给赡养费一方的收入，也要视乎支出，因为有人可能月入十万，但开支原来十一万，所以都没能力多给赡养费；不过在审讯过程，给赡养费一方要如实申报自己的资产、收入和开支：“要如实申报，如果他有隐瞒，日后要发假誓或者好多事要追究，或者上法庭也会输官司。”

有些人会在部署离婚期间转移资产，或故意不工作，到离婚时以没钱为由，意图减少要付的赡养费数目，不过法庭会检视此人近年所有家产。律师表示：“如果你家有房，法官说虽然你现在没事做，你有房子，你卖了房子可能有3000万，你要分一半给人家。如果有证据显示在离婚之前两年内你将物业转售，我们会拿回所有的账出来算。”

大律师又指：“假设男方说给8000元，可能经济不好、收入不稳定，没能力多给；但也都要看女方，究竟子女归谁？如果我要了孩子，理论上我要供书教学，要给他们地方住，你给8000元不够女方去养育子女。”

律师说，法庭判赡养费时，给赡养费一方有责任维持另一方的生活水平：“举个例，我离婚之前有两个佣人，你要维持两个佣人的生活水平和方式，或者我有司机，你就好给我一个司机。如果我住山顶，你要让我住同级居住环境，不能够赶去去深水埗或者让我睡马路。”据悉，郑中基儿子就读的哈罗国际学校年学费达28万港币，仅马术课月开销就需2万港币。

香港人均GDP超过5万美金，最低时薪都有42元，远超内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香港生活水平客观来说，8000元养一个人十分勉强。

很多香港市民看到这则新闻，也纷纷惊掉下巴，指责郑中基刻薄、骂他是渣男，说他把老婆当佣人。

“8000元带2个小孩，真当老婆儿女是乞丐？”“完美演绎师奶杀手，可以高声唱《无赖》了”。“渣男之最，这点钱都要省，以后粉丝还怎么喜欢你。”“现在菲佣差不多就是这个数，他真是当老婆是佣人。”

还有人谴责：“8000元渣男一瓶酒都不止了。”“8000美元还差不多。”“有钱出去玩，没钱给老婆孩子。”

此外，还有媒体报道指，余思敏决定离婚是因为郑中基与前经纪人藕断丝连，虽然不能证实消息，但大律师指出，出轨行为对赡养费数目影响不大。

至于抚养权方面，法庭会按孩子最大利益去作出裁决，律师表示：“我们通常不想改变孩子现时享有的生活模式，原来妈妈一直都做家庭主妇，照顾两个孩子，爸爸出去赚钱，赚完钱之后就准时给家用，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都是妈妈亲自带娃，教做功课、送孩子上学、讲故事……简单来说除非有很重大改变，否则都会用回这个模式，妈妈照顾就归妈妈。”

法庭会要求双方各做一个誓章，列出结婚以来的生活模式、与子女的相处情况等，虽然双方多数各执一词，但实际就交由法官裁决到底哪方较可信；如果子女未成年，其意愿虽有参考价值，但实际判决仍是以法庭判定谁可以提供到最大福福利给子女为依归。

被问到是否照顾者一方就一定有优势，大律师说：“没错，当然要看背景，我们一定会判给一个人，是长时间可以提供到一个照顾的功能。如果爸爸要外出赚钱，爸爸把孩子抚养权拿回来也没时间照顾，你当法官都不会判给爸爸那边。”

律师还纠正一个观念，赡养费只是一个统称，夫妻没有生孩子都一样要给赡养费；而给孩子的，是叠加上去的生活费。他续说：“你给了生活费孩子供书教学，唔使讲啦，但妈妈要陪伴孩子，她要付出的，简单来说，他的生活费还要加上妈妈要付出的责任，都要补偿给她。她本来可以出去赚钱，现在她继续要照顾两个孩子直到成年，她付出了，你金钱上也要补给她损失。”

至于赡养费金额与结婚时间成正比，大律师就说：“如果妈妈没事做还要照顾孩子，她嫁给你突然就要离婚，令到她与社会脱节，现在即便出来都赚不到以前赚的钱，那么离婚一定要弥补回你所有损失。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你结婚时间长短，结婚三个月就离婚得到很少，但如果30年，得到的赡养费就多些。”

回看这场闹剧，郑中基的律师团队可能利用香港法律没有设定抚养费上限这一点，并强调余思敏有复出工作的能力，所以要求降低抚养费。这可能是个法律策略，但公众觉得不合理，因为郑中基家境富裕，家族资产过8亿，却只给这么少的钱，显得吝啬。

郑中基的行为可视为法律框架内的策略选择，但道德层面暴露了其对家庭责任的漠视。这一事件不仅是个体婚姻的失败，更揭示了经济不平等、性别角色固化等问题在明星婚姻中的放大效应。

这件事也提醒我们要关注婚姻中经济独立的必要性，以及法律对弱势方（尤其是全职妈妈）保障的不足。最终，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与子女福祉，或许是所有离婚案件中更需深思的命题。